我想再煎荷包蛋
A silent vision／I am making sunny side-up: A Joint Exhibition
with Chen Hui-Chiao and Ku Shih-Yung
25, Jul, 1998 ~ 15, Aug, 1998
於今年年初收到伊通公園的展覽邀請，伊通公園是我高中開始看展覽、學習藝術的養分來源之一；伊通公園在台灣藝術圈具有特殊的意義，由藝術家自發成立並獨立運作的空間形式，提供另類展演管道，拓展藝術發展的多元性，推動實驗性作品，成為台灣藝術重要的前沿陣地。「北伊通、南阿普」正值台灣80年代的社會轉型期，其在政治、文化環境中的崛起反映了當時台灣的另一藝術面向。最重要的是，伊通公園是藝術工作者得以發展創作、彼此交流的重要場所。伊通公園作為一個持續運作的替代空間，在台灣藝術領域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特殊角色，體現了藝術工作者尋求自由發展、藝術自主性的訴求。
台灣藝術從畫會-畫廊-美術館-雙年展/策展-至今，藝術走向他者消失的現在，藝術的他者性和多樣性正在逐漸消失，更多地趨向同質化、標準化；對於藝術多元性的討論，批判作為突破限制並自我超越的藝術風氣已日漸式微，期許以此檔展覽回應空間創立初心，並將台灣藝術工作者再次內聚，邀請大家回來。
戈耳狄俄斯之卵：關於「我想再煎荷包蛋—尹子潔個展」
文｜沈裕昌
尹子潔在2024年9月7日至28日，於「伊通公園IT PARK」發表「我想再煎荷包蛋—尹子潔個展」，展出作品除了空間中所見，開幕當天還有一場行為演出。無論是展覽題目，抑或是發表場域，皆讓觀眾立即聯想到顧世勇與陳慧嶠在1998年於同一個空間中發表的雙人展「我要煎荷包蛋」與「寂靜的目光」。推開伊通大門，入口左側佈告欄上張貼著一幅展覽海報，下方白瓷盤上擺放著一疊展覽酷卡。海報與酷卡上印製著兩口吹製而成的透明玻璃鐘，罩在兩個各盛著一顆荷包蛋的白瓷盤上，兩張質地細緻的餐巾紙被摺起，並分別穿過兩口鐘的吊環。這是顧世勇在1998年於此處展出「我要煎荷包蛋」時的現場影像紀錄嗎？
拿起一張酷卡，拾級而上來到二樓，右轉即可瞥見與手中影像幾乎完全相同的擺設：低矮方正的桌檯，潔白平整且有折角的桌巾，以及桌上成對的玻璃鐘、瓷盤、荷包蛋、餐巾紙，一切似乎被完美地重現。眼尖的觀眾，若與手中影像反覆比對，可能會發現展覽現場玻璃鐘的比例，似乎更高挑一些，其他部分卻幾乎找不出什麼差異——除了「光線」。展覽空間中「明亮」的燈光，與1998年作為「我要煎荷包蛋」、甚至「晨興」系列之背景的「陰暗」與「沉悶」（不只是「光線」與「氣氛」，也意味著創作者對於「時代」與「環境」的整體感受）截然不同，沒有「道在煎蛋」的禪意，反而讓人感受到某種輕鬆愉快的明亮氛圍。
環顧展場，低矮桌檯旁的牆面上掛著一幅矩形的單色畫，塗滿帶著灰粉調的黃色。另一側則設置著供觀眾現場煎蛋的高腳圓桌，桌底下擺放著一盆野外隨處可見的大花咸豐草，盆內堆放著蛋殼。桌上備有煎蛋用的卡式瓦斯爐、平底鍋和鍋鏟。顧世勇的「我要煎荷包蛋」本來就不只是一件裝置作品，而是邀請觀眾參與的互動作品：藝術家煎了一顆荷包蛋，放在其中一個鐘罩內，接著邀請觀眾食用藝術家煎的荷包蛋，再煎一顆荷包蛋並放在另一個鐘罩內，下一位觀眾則食用上一位觀眾煎的蛋，再煎一顆留待下一位觀眾取食。易言之，觀眾很可能並不知道他吃的是誰煎的蛋，也不知道他煎的蛋要給誰吃，因為他既不吃自己煎的蛋，也不煎自己吃的蛋。尹子潔的「我想再煎荷包蛋」則襲用了與顧世勇的「我要煎荷包蛋」相同的互動機制。
然而，顧世勇作品中隱然浮現的「孤獨」，以及欲與世紀末臺灣的「沉悶」保持距離，抽身而出呼吸一口「清新」空氣的純粹渴望，這些對比與反差感，在尹子潔的作品中皆一掃而空。儘管她使用高度相似的物件裝置與幾乎相同的互動機制，但是卻不見任何「沉悶」與「清新」的對比，只見「明亮」與「日常」，並瀰漫著「輕鬆」與「友善」的氛圍。「我要煎荷包蛋」中的互動機制，讓人聯想到兩位因為時代錯置而從未照面的孤獨棋士，通過棋盤上留下的殘局，跨越時空繼續對弈。在此一聯想中，「桌檯」有如「棋盤」，「成對的透明玻璃鐘」有如棋賽使用的「棋鐘」，「煎好的蛋」則有如「落定在棋盤上的棋子」。然而，「我想再煎荷包蛋」雖然援用相同的互動機制，卻散發出「分享活動」般的氛圍，而毫無「棋士對弈」般的專注與寧靜。「大花咸豐草」盆栽的出現，固然改變了展場調性，但是更令人感到好奇的是，從藝術家口中得知，「大花咸豐草」對於雞有「療效」，甚至可以視為雞的「草藥」——那麼，藝術家想要「治癒」什麼呢？
抱著疑惑走上三樓，迎面而來的是一座使用「樸門」（Permaculture）農法搭建而成的雞舍與飼育環境。地板上鋪著乾木屑與落葉，入口處則鋪著粗糠，供雞隻進行沙浴之用。搭建雞舍的材料，完全取自於回收建材。我們可以清楚見到，瀰漫在展場二樓的「輕鬆」與「友善」的氛圍，似乎擴散到了三樓——或者根本就來自三樓——但是卻源出於一個概念上的微小滑動：顧世勇作品中的「清新」（fresh），在尹子潔的作品中被轉化為「新鮮」（fresh）。對尹子潔而言，如果要讓二樓的觀眾「吃」到最「新鮮」的「蛋」（而非在煎蛋時「聞」到最「清新」的「空氣」、「聽」到最「清新」的「聲音」），那就得要從「養雞」開始。既然要「養雞」，那就要用最「新鮮」的方式養在「展場」，以便將「產地」到「餐桌」的距離，縮短為展場中一道樓梯的距離。
來到三樓之後，我們終於可以確定，尹子潔的「我想再煎荷包蛋」，並不是對顧世勇的「我要煎荷包蛋」的「復刻」。因為顧世勇作品中，通過日常的悟性在一瞬間生滅的某種精神悸動（即藝術家所謂「清新」），與輕鬆、優雅卻又帶著機鋒的「邀請機制」，已經被尹子潔以更為物質性的「新鮮」，和（為了達到極致的「新鮮」而）更為務實地規劃的「飲食機制」所替代。顧世勇的「邀請機制」雖然邀請觀眾食用前人煎的蛋，並煎製且留下供後人取食的蛋，但是其旨趣卻不在於「吃」，而是對於「清新」（氣味、聲響）的「聞」、「聽」與「心領神會」，因此其「藝術性」既「內在」於當下之「個體」，又朝向過去與未來無緣謀面的「他者」開放，彼此之間是「心照」而「不宣」的。尹子潔的「飲食機制」之旨趣則始於「吃」，並且更進一步地討論「新鮮」如何通過「追本溯源」的方式被「公開」實踐。
如果我們將顧世勇的「我要煎荷包蛋」比喻為一件「冊頁」，那麼尹子潔的「我想再煎荷包蛋」對於「我要煎荷包蛋」的「臨摹」，或許可比喻為「長卷」起首處的一段「場景」。儘管「物件」、「機制」皆不變，當「前作」被「新作」以更龐大的「場景」與「機制」所含攝時，前作的「旨趣」必然會被「移轉」，從而使相同的元素，產生截然不同的意涵。但是，在這兩檔展覽中，作品旨趣的「移轉」，又意味著什麼呢？倘若回到「作者論」的角度，或許很容易將兩件作品間的差異，歸之於「個性」、「氣質」、「性別」、「世代」。這無疑具有一定程度的說服力，但是卻未必具有完整的作品解釋效力。關於這個問題，我們或許可以在最後一個展間找到答案。
穿門而過，進入三樓最後一個展間，正中央矗立著一根由十座「運輸雞籠」堆疊而成的「柱子」。貼近地面的籠子內裝滿了「棉花」，由地面算起的第四層籠子內則裝置了一顆（通常作為「孵蛋」用途的）「燈泡」。「棉花」顯然是為了回應在1998年於伊通公園與顧世勇「我要煎荷包蛋」同場發表的陳慧嶠「寂靜的目光」。「燈泡」則將「運輸雞籠」縱橫交錯的「鐵絲」，投影在四周牆面上，放大為囚室般的「鐵柵」，彷彿將觀眾囚禁在展場中。於是，顧世勇在1998年感受到的「沉悶」，似乎又被重新召喚到現場。只是物換星移，陳慧嶠的「棉花」進到了「囚籠」之中——或「寂靜的目光」冷眼凝望著「被囚禁的世界」，顧世勇的「荷包蛋」則孵育出一座「養雞場」。相較於二樓牆面上的一張大尺幅單色畫，最後一個展間內的牆面也有懸掛畫作，但卻是六張小尺幅的蛋彩畫，主題則是各種不同狀態的「荷包蛋」：完美無暇的、蛋黃打破的、煎到焦黑的。空間最深處的牆面上，吊掛著一件將撿拾到的雞羽毛縫綴在衣物表面的白色無袖連身長裙，以及數張1998年展覽現場的幻燈片。這些物件，正是開幕當天行為演出的重要道具。
演出的內容是：尹子潔身穿牆上的雞羽毛服裝，頭戴雞羽毛冠飾，背對觀眾從伊通三樓廁所出場，赤腳倒退行進，從牆上取下雞羽毛做的撢子，清潔現場的每一位觀眾後，繼續清潔陳列架上的檔案，翻找出1998年展覽現場的幻燈片，取代撢子掛回牆上，倒著走到三樓的另一個展間與雞互動後，再倒著走下樓梯，來到二樓煎第一顆荷包蛋，自行放入玻璃鐘罩內，再煎第二顆荷包蛋，並與觀眾一起放入第二個玻璃鐘罩內，即結束演出。對於展覽而言，這場行為演出的功能在於「檔案影像的發現」和「互動機制的重現」（與演示），但是最為引人注目的部分卻是「倒退的步伐」和「雞羽的扮裝」。「倒退的步伐」讓人聯想到「時間的回溯」，但是「雞羽的扮裝」卻與「過去」無關——或僅有某種如「註腳」般的微小關聯（即「雞」與「蛋」的關係）。
然而，這正是通過「檔案」重構「歷史」最有趣之處：餘下的「檔案」很有可能是「事件」中最不重要的部分，但是因為它看似可以被具體地把握，因而在重構「歷史」的過程中，經常被想像為「事件」中最重要的部分，並在不斷衍生和膨脹後，創造出與「事件」若即若離的「變體」。尹子潔演出的「行為」，看似扮演著「歷史」的功能（某種「逆向」（倒退的步伐）的「清理」（雞毛撢子）與「還原」），但是其「扮裝」本身，卻無關過往「事件」之宏旨——充其量只具有某種「註腳」關係。但是這個不怎麼引人注目的「註腳」，在尹子潔帶有某種偏執地、劃錯重點地、鍥而不捨地追查下，最終膨脹到使「事件」本身反過來變成「註腳的註腳」。正如一切「考古」活動所揭示：我們唯有透過「發掘」，才可能對研究對象產生「認識」；但是無論我們如何小心翼翼，每一個「發掘」的動作皆難免對研究對象產生一定程度的「破壞」。那麼，尹子潔持拿在手中的「雞毛撢子」，究竟意在撢去覆蓋於歷史表面的灰塵，還是攪亂靜止沉積的時間地層？
顧世勇的「我要煎荷包蛋」，像是留下一盤棋局，等待一位不知名的他者，一名跨越時代的未來棋士。尹子潔的「我想再煎荷包蛋」，則像是直接宣稱自己就是那名未來棋士，並自告奮勇地跨越時代與過去棋士交手，但是她卻重新發明了棋戲的規則，有如亞歷山大大帝（Alexander the Great）揮劍解開「戈耳狄俄斯之結」（Gordian Knot）。不同之處在於，亞歷山大大帝將複雜的事物變得簡單，尹子潔卻將簡單的作品變得複雜。因此，這兩件作品的關係，並不屬於「臨摹」、「復刻」、「致敬」、「挪用」中的任何一種，因為新作雖然盡可能完美地再現了前作，但是卻將其嵌入一個完全相異的機制之中，從而使其原有的意涵產生裂變。因此，我更傾向於將這類型的作品關係，稱為（相對於「現地製作」的）「現作製作」。至於「我要煎荷包蛋」與「我想再煎荷包蛋」的關係，其實已經被尹子潔巧妙地隱藏在入口處。當我們走下兩層樓梯，準備離開展場時，再看一眼右手邊的展覽海報與手中的酷卡，應該可以發現：手中酷卡的影像顆粒既粗且模糊，牆上海報的影像卻銳利且清晰——因為前者使用的是來自1998年展覽現場的「檔案影像」，後者使用的卻是通過「人工智能照片修復軟體」所生成的「後製影像」。
